中新社记者：世界范围内存在哪些与长江江豚类似的濒危小型鲸类，其生存境况如何？

　　王丁：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鲸类专家组统计，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已知鲸类动物有131种/亚种，其中22种为极度濒危物种，20种为濒危物种。

　　比如，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北部狭窄水域的加湾鼠海豚，是全球最小鲸类动物。因体形短小，极易被渔民使用的刺网缠绕误伤致死，现存可能仅10头左右。

　　为保护加湾鼠海豚，当地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在其栖息区域使用刺网捕鱼。然而，非法捕捞屡禁不止。2017年尝试迁地保护时，因对其应激反应认知不足，一头被捕个体起水后死亡，另一头被迫释放，计划宣告失败。

　　伊洛瓦底江豚同样岌岌可危。其全球淡水种群仅存三个相互隔离的亚群，分别位于柬埔寨湄公河、缅甸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亚马哈坎河，每个亚群数量均不足100头。渔业误捕、刺网缠绕是导致其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设立保护区，明令禁止刺网捕鱼，限制船只速度和观鲸活动；缅甸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推行保护区管理计划，通过培训渔民和提供替代生计来减少渔业误捕。然而，跨境协调、执法力度、替代渔具推广等仍存瓶颈。

　　受水体污染、灌渠工程建设、过度渔业、误捕等影响，南亚的印河豚、恒河豚，生活在南美亚马孙河流域、奥里诺科河流域的亚马孙河豚、土库海豚，栖息于新西兰北岛和南岛沿岸海域的赫氏矮海豚，生存现状同样不容乐观。

　　中新社记者：在推动长江江豚保护经验出海方面，您和团队开展了哪些工作？

　　王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评价：“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实践，为全球小型鲸类保护点亮了黎明的曙光。”

　　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鲸类专家组成员，我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分享长江江豚保护经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组织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柬埔寨、印尼、泰国等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赴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迁地保护区、人工饲养繁育基地等地考察。

　　今年5月底，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联合相关企业启动“国际小型鲸类保护研究计划”，探索将AI技术应用于小型鲸类保护研究，并与相关国家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及国际组织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各方深入研究当地小型鲸类生存现状，输出长江江豚保护技术与创新科技，为当地定制保护技术解决方案。

　　如今，长江江豚保护经验正向东南亚国家推广，长江江豚被动声学监测技术已应用于柬埔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的监测和保护。

　　中新社记者：中国长江江豚保护经验可以为拯救世界濒危小型鲸类提供哪些启示？

　　王丁：长江江豚保护并非“单一措施的成功”，而是“生态治理、政策保障、科研支撑、跨域协作、公众参与”的协同。

　　小型鲸类对于自然栖息地的丧失极为敏感，因此自然栖息地保护是鲸类动物保护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长江江豚保护经验证明：仅划定保护区不足以逆转衰退，需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全要素修复。比如，针对污染突出水域，建立污染源追溯、治理、问责机制；对渔业依赖型区域，推行“阶段性禁渔+生态补偿”机制，同步做好渔民转产安置。

　　长江江豚保护成效，离不开法律刚性约束与跨部门联合执法。这一经验提示，需通过立法明确禁渔区、航运限制等保护红线，并强化执法力度，对非法捕捞、排污等行为严格追责，避免政策空转。针对跨境物种，可建立跨境保护网络。

　　迁地保护可以作为濒危小型鲸类保护的有效补充措施，特别是针对自然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的物种，应及时考虑、在物种仍具一定种群规模时构建迁地保种种群。

　　人工饲养繁育成本高、效率低，其价值在于积累技术，而非替代野外种群，因此应控制规模，以满足科研和科普宣教为基本遵循。

　　社会参与、提升全民保护意识同样重要。需加强科普宣传教育，联合社会公众、民间组织、志愿者、媒体之力共促保护行动。(完)

　　受访者简介：

　　王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鲸类学研究和保护工作逾40年，长期聚焦白鱀豚、长江江豚、中华白海豚、布氏鲸等鲸豚类研究和保护工作。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鲸类专家组成员等职务。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数十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专著4部(合著)。2021年被国际海洋哺乳动物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是唯一一位获此荣誉称号的中国学者。